这是一片创业的热土，从当年的北方小渔村，到如今坐拥五大优势产业集群、年工业产值超3300亿元。这里，便是被誉为“神州第一开发区”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四十年沧桑巨变。这中间，大连经开区的行政区划、功能定位几经更迭，“拓荒牛”精神却始终如一。这片土地，是怎样从小渔村变成“神州第一开发区”的?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，大连经开区又将如何砥砺前行?带着这些问题，证券时报记者在银杏树泛黄的时节，走进这座海滨城市。

【栽梧桐】

北方小渔村扬起“银帆”

改革开放初期，大连曾有一个“经济特区梦”，种种原因让这个梦想未能落地。

1984年早春，邓小平同志提出：“除现有的特区之外，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……”大连牢牢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，成为了“经济技术开发区”的先行者。

1984年9月，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——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成立。

2014年6月，大连金普新区设立，是全国第10个、东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。金普新区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，实现功能叠加，融合发展。

2017年，中国(辽宁)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在大连金普新区挂牌。

此外，这里还诞生了出口加工区、跨境电商试验区、综合保税区等多个国家级功能区，成为全国拥有国家级功能区最多、类型最全、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。

汽车沿着振兴快速路一路向东，驶过酷似“凯旋门”的凯旋国际大厦，记者一行就来到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轴线——金马路。两旁的高楼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，阳光洒落在道旁银杏树上，似乎在提醒着，又一个深秋的到来。

四十年前，金马路还只是金县大孤山乡马桥子村通往刘家村的乡间土路，这里除了渔村，就是田野。1984年10月，大连经开区在这里开工，成为了中国经开区的先行者。

大连金普新区(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)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主任吕东升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国内如今已有230多个国家级开发区，但在四十年前，经开区还只是一个新概念，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建经开区。

“我们是第一个破土奠基的经开区，率先矗立起经开区的牌子。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复制，经开区应该怎么做，都要自己去摸索。”他说。

一张白纸的经开区，当时手握区区1000万元财政启动资金，外加2.3亿元低息贷款。想要“引得凤凰来”，就得“栽下梧桐树”。

位于金马路上的银帆宾馆是经开区的地标性建筑，其外形酷似帆船。这座完工还不到四十年的宾馆，大门口已经挂上了“大连市历史建筑”的铭牌。

据当地人介绍，银帆宾馆和经开区同年启动建设。当时，有外国考察团前来调研，却因为糟糕的居住生活条件“落荒而逃”。大连市领导咬咬牙，拍板盖下一座高标准的宾馆。

大杨集团总经理、大连市服装纺织协会会长胡冬梅说，当时经开区的条件只能用艰苦来形容。“1984年10月，我们拿到批文，是第7家落地的企业。1986年，80个员工就陆陆续续从普兰店杨树房搬到了经开区哈尔滨路23号。当时周边设施极其简陋，集团员工宿舍连自来水都没有，大家就提着水桶到西山(炮台山)边上的水井挑水。一到冬天，水桶都会结冰。”她回忆。

四十年后的今天，大杨集团仍在哈尔滨路23号办公。公司已从一个乡镇服装代工作坊，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单量单裁智能定制工厂。

吕东升曾在经开区马桥子街道工作8年多。2000年，马桥子村动迁上楼的老一辈村民，基本是靠社保和退休金生活。当时的第二代青壮年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，多数是普通工人。收入较高的仅有两人，一位背靠大外企，一位有事业单位工勤编制。到了第三代，因为教育基础设施大大改善，大多数都有机会上大学，并能在经开区找到工作，分享发展红利。

历经四十年变迁，大连经开区区域面积已扩大到351.75平方公里，入驻企业数量也从最初的13家增加至现在的4.3万多家，地区生产总值、外贸进出口额等经济指数亦有了质的提升。

【引凤凰】

厚植产业发展沃土

时针拨回到1984年早春。邓小平同志提出：增加几个港口城市，如大连、青岛，这些地方不叫特区，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。同年5月，国务院下发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》，首次提出“经济技术开发区”这一历史命题，明确经济技术开发区要“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”。

四十年斗转星移。如今的金普新区，依托当初引进的技术，已形成了石油化工、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、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。上述五大优势产业集群，年总产值超过3300亿元。

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大连经开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龙头企业，也是国产高端数控机床龙头。该公司1993年成立时，只有三个人和两台设备。

大连光洋科技集团董事长于德海说，当时经开区进入了大量外资企业，给公司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市场环境。公司承接第一个涉外项目时，没有太多经验。当公司团队和外方技术人员谈判时，发现了外方文件上的几处错误，并作出了标记。这件事让外方团队在技术上对公司建立起信任。公司的市场空间，就这样一点一滴打开。

大连电瓷是一家百年企业，电力设备行业的“隐形冠军”。2002年，根据大连市统一安排，大连电瓷要搬迁至大连经开区。大连电瓷董事长应坚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：“当时我们要落户经开区，所有的土地规划和建设报批都要经过繁琐的程序，需要跑多个部门。经开区派出专人为公司提供一对一服务。这种一站式、保姆式的企业服务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进的。”2009年，公司基于发展需要扩建新厂区，经开区在短时间内就将中心工业区的一块地批给公司，这个地块基础配套齐全，几乎可以马上“上马”。

达利凯普是金普新区近年重点培养的“新字号”上市企业，已成为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新秀。在同新区的交融中，达利凯普实现了从小规模经营到领跑细分赛道，从闭门深耕走向了全球市场。

达利凯普董事长刘溪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是技术壁垒型企业共有的困境。2017年前，公司产品品质一流，却始终没有知名度。2018年，公司在金普新区的支持下参加全国双创比赛并获得全国冠军，在业内“一炮而红”，从而打开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。此外，金普新区还在战略性融资、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，为闷头干事的企业“找补”。

在吸引外资上，大连经开区也有不少首创经验，引得其他开发区争相模仿，比如创设“大连工业团地”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两个日本代表团来访大连，提出“大连工业团地”构想，建议大连拿出一个地块，运用日资搞基础设施建设，进行成片开发。1992年10月，“大连工业团地”项目在北京签约并开工。到2004年，“大连工业团地”已入驻49家企业，其中43家为日资企业。

现在，“大连工业团地”又有了升级版。中日(大连)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2020年8月揭牌成立，其中的中日生态示范新城正在建设中，将成为东北地区对日合作的新窗口。

【向新行】

让金普制造焕发“第二春”

三十多年前，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数控领域的新手，如今其子公司科德数控已成长为国产高端数控机床龙头。未来，他们仍将致力于工业母机的国产化替代。

已迈入古稀之年的于德海表示，“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想攻克造机床的机床，工业母机的母机，在制造工艺、装配工艺上突破，实现量产，解决我国机床行业多年的困扰。”

把短板补齐，将长板锻长，已成为“金普人”共同的行动。大连金普新区(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)管委会副主任于洋告诉记者：“金普新区国民经济中，工业占比近60%，工业基础雄厚、产业门类齐全一直是最大的强项。在五大优势产业底座越来越牢固的情况下，我们希望把‘长板’拉得更长。”

一方面，金普新区正推动传统制造企业转型、升级和改造，同时帮助企业寻找新增长点。

据于洋介绍，新区内的诸多传统制造企业正面临全球新一轮产业布局竞争的冲击，转型迫在眉睫。以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(大连)有限公司(下称“大众变速器”)为例，该公司作为燃油车零部件配套企业，已开始拥抱新能源汽车产业链。

于洋说，去年春节，管委会没怎么休息，主要负责人带着大家从大年初二一直加班到大年初七，帮助大众变速器落地新能源汽车电池电芯试制验证项目。

当时，大众变速器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表：产线4月末组装完毕，保证9、10月份首个电芯试验产品问世，其中涉及到电力供应、基础设施完善、厂房改造等，无疑是重大挑战。“当我们4月30日准时把厂房钥匙交出去时，对方竖起大拇指说了句‘Chinese Speed(中国速度)’!”于洋说。

工业互联网、云计算等新技术能帮助传统制造业降本增效，可现实情况是，有些企业的自主性不足，需要政府部门先为企业“搭台”。为此，金普新区开展了一系列探索。

吕东升表示，新区正在创设“工业淘宝”，即金普新区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，可以将企业供应链需求逐步量化到线上，计划在未来半年到一年内试运行。新区还投资3000万元打造了两条工业实验线，分别是流程工业线和离散工业线。这些试验线配备西门子的技术基础，企业可以直接用这个平台开展工业实验，省去了自己搭建设施的很多麻烦。此外，新区还开发了工业仿真软件，帮助企业节省研发时间和资源。负责算力支持的大连数谷也已建立，能充分满足工业企业或服务类企业在算力和软件开发方面的需求。

另一方面，金普新区正加快培育海洋经济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。

吕东升说，“金普新区坐拥丰富的海洋资源，拥抱海洋经济是必然选择。未来，我们发展海洋经济，不仅要关注海产品，更要强调海洋养殖对碳汇的巨大影响。金普新区也要发展海工装备、造船等海上工业，并探索布局深远海风电和海水制氢等。”

新能源产业方面，金普新区已推出两个代表性项目：一是大连石墨谷碳材料产业新城项目，将专注于电池负极材料;二是氢能产业园，涵盖氢气制备、存储、运输、加注及压力容器和装备检验检测等完整产业链，技术已开始在公交车、码头物流等场景得到应用。

【从头越】

“拓荒牛”路在脚下

1984年10月15日，大连经开区破土动工，建设者在马桥子村到刘家村的乡间土路上埋下奠基石。四十年后，奠基石在纵横的高楼和繁忙的车流下已变得不起眼，而它所代表的立于改革开放潮头的初心却从未失色。

“大连经开区发展了四十年，我在这里工作了34年。拓荒牛精神是根植在我们骨髓里的基因。这种基因是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，是持之以恒、坚韧不拔的。”吕东升说，对一个人来说，40周岁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，40周岁的金普新区也走到了再创业、干实事的新阶段。

从产业结构看，当下金普新区的制造业门类纷繁、规模庞大，“硬实力”不俗。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新区亟待增强工业“软实力”。

于洋表示，金普新区需要从纯粹的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拓展，这也是近年来金普新区经济工作的一大抓手。

2024年金普新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，加大企业上市支持力度，依托大连市母基金，推动新区设立天使、创投、产业类子基金。

“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建立和运用上，我们的动作比其他发达地区要慢一点，一些重要领域的天使基金、产业引导基金迟迟没有落地。”吕东升表示，缺少容错机制是制约国有控股创投基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尤其是天使基金，需要建立起具备足够包容性的容错机制。

于洋注意到，有南方城市已经在探索推出具较高包容性的投资容错机制。比如，投资10个项目，失败8个;成功的2个项目，不仅能弥补投资损失，甚至还能带来可观回报，那么，在程序合规的前提下，可以对失败的投资决策行为予以包容，不纳入考核体系中。

去年年末，大连市政府引导母基金成立，出资额100亿元。未来，金普新区将加快成立专项子基金，投向科技创新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。

专业人才的缺失，也是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相对滞后的一大瓶颈。既懂金融、又理解产业的复合型人才，在金普新区仍十分稀缺。对当地上市公司而言，跨学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、“斜杠工程师”等人才也难寻难求。如何保持金普新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，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。